【摘  要】裁判文书作为诉讼活动的最终产物，不单单是服判息讼、建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重要的法律武器，而且是释法悉理、发挥法的规诫、教育、引导功能的重要媒介。所以，书写一份好的判决文书，是从事审判工作必备的司法能力和素养，而且一份高质量的裁判文书对于司法机关澄清外界质疑、赢得社会各界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而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裁判理由被誉为裁判文书的“灵魂”，也就是说离开了裁判理由，裁判的结论则无法成立裁判文书要体现司法的权威以及裁判的正当性，就必须阐明充足的理由，从而真正树立司法的理性权威。那么，怎么的裁判理由才具有可接受性呢？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十分复杂的工程。笔者以为，裁判理由的可接受性是合法性和道德性的统一。

　　【关键词】裁判理由；；可接受性；合法性；道德性

　　一、裁判理由的组成

　　（一）我国判决书的一般结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 2003 年《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2条和2003年《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第13-16号的规定，民事判决书中除涉及当事人信息的首部和尾部外，还应当包括以下几类内容：

　　判决书首先应当记明本案经审理确定的案由和案件审理程序中特殊的情形，[奚晓明、南英、应勇、刘学文主编： 《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写作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0 页。]然后是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与理由和被告的答辩意见，并且总结双方争议的事实和理由。随后，应当写明法院以“经审理查明”为引言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以及以“本院认为”为引言的裁判理由和法律依据。在结尾部分，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分担，同时指明上诉期间和上诉法院。此外，根据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和事实主张的不同态度，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又具体分为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的、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请求部分有争议的、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的和被告承认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的四种情形，其中在最后一种( 含部分承认) 、双方同意及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时，法官可以简化裁判的事实或理由部分( 《民诉解释》第 270 条第( 二) ( 三) ( 四) 项) 。同样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诉讼效率的考量，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事实和理由部分也可以简化( 《民诉解释》第 282 条) 。作为对上述基本规则的进一步细化，实践中法院一般会记录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态度、就证据的质证以及法院认证的内容，并主要将其放在“事实和理由”与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之间，加入判决书。

　　（二）裁判理由的组成部分

　　依照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正的内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都应当属于判决理由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本院认为”部分包括法律适用这一做法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这里不再赘述。涉及变动的是事实认定的定性问题以及判决书结构与审判任务之间的关系。事实问题当然同时需要法院认定和说理，关键要看在哪个部分认定和说理更符合裁判技术的要求。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事实认定属于经审查查明部分的当然内容，因此区别于本院认为部分也即判决理由，[云利珍： 《如何强化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载《中国审判》2012 年第 2 期。]而相对少数的研究者则明确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都理解为判决理由的内容。[江伟主编、傅郁林副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9 页。]

　　笔者认为，这不但是在概念上如何解释判决理由的“文字游戏”( 比如广义还是狭义的法律理由) ，而且体现了我国对事实认定说理的重视程度。事实上，原有判决书结构将事实认定的说理排除在裁判理由之外，也是裁判说理不充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莉、孙晋琪： 《两大法系裁判文书说理的比较与借鉴》，载《法律适用》2002 年第 3 期。]

　　值得赞同的是，从《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第（二）项和旧《民事诉讼法》第138条1款第（二）项的文本对比来看，现行法显然认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都属于裁判理由的内容。这对应前述判决书事实部分的功能转换并与德国法的做法完全相同，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大陆法系裁判技术的法律依据。这种理解在实践中也不乏支持者，除了前述支持事实认定属于裁判理由的少数意见之外，事实上在九二诉讼文书样式施行之后，我国实践中也有将证明评价、事实认定和法律理由合并的判决书写作现象。

　　同时，个别法院的法官也曾经采取“评判如下”的形式，整合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理由部分。[ 张缨： 《以“评判如下”取代“经审理查明”》，载王立人主编： 《裁判文书制作新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02-112 页。]而从理论上看，虽然大陆法系中强调法官证明评价的自由，但是裁判说理显然是自由心证制度能够正常运转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事实问题必须涵盖在裁判说理之中，判断证据证明力的理由和结果也必须公开。此外，如果事实认定成为裁判理由的组成部分，那么证据分析自然也会进入理由部分，否则法官将无以论证其事实认定的正当性。这样，主张必须在事实部分分析证据的观点也与本文没有冲突。换个角度看，在审判过程中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不必然导致在判决书结构上做同样区分。前者对应的是实质意义上的裁判，而裁判的结构则是形式意义上的裁判，两者关注的重点并不相同。虽然从法学三段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涵摄的角度可以区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但是这并不能决定两者必须在形式上各占据判决书的独立部分。相反，判决书结构本身并不必体现法学三段论，两者之间也不必直接对应。实际上，法学方法论体现的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是裁判理由遵循的内在逻辑。强调事实和法律问题在形式上的区分，带来的只能是判决书的僵化、重复与割裂。

　　二、当下裁判文书说理的不足

　　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诉讼文书样式》(1993年1月1日起试行)，但实践中仍有很大比例的判决书存在缺乏认证推理、说理不足的问题。“我国法院的判决书无论业内人士还是社会公众，都普遍认为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业内人士指责较多的是判决书说明理由部分太弱。有些偏激一点的说法认为，法院的许多判决不讲道理……。”[ 李安：《刑事裁判思维模式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加比如在一些司法判决书中，我们经常看到是武断、逻辑混乱、无知和掩饰。在我国的大量判决书中，法官们总是以一种公文式的语气，套用着固定的表达格式，用最简洁的语言来制作判决书。如以刑事判决为例，“刑事判决书基本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样本格式进行填充”，[ 彭海清：《论刑事判决书的说理》，绷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这种方式甚至被认为是能够提高法官判决书书写质量的一种有效方法。从中“我们很难阅读到美国判决书中那种汪洋肆意的学理论证，很难了解到法官们在作出判决时的考量和思路。恰恰相反，我们只能在判决书中看到一些语焉不详的语言表达，例如，‘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甚至‘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等等”这种情景已在我国的法院审判中持续了半个世纪，它其实“是一种强势理性主义的论证方式，把理由当作摆设好在那里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它都具有让人不得不接受的力量。自己手握真理，一番论证之后，持相反看法的人们会弃暗投明。我们对这态度充满警惕”。其实，从真正论证的角度来说，一份不说理由的判决的权威是非常弱的，因为，它很难说出该争议中哪些事实、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哪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

　　对于从事法理研究的学者来说，司法裁判同其它的法律研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一种研究“资料”。在经历过的一般性的法律知识研究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西方法学的原著中，常可寻找到作者对法官己判案例的分析过程，在这些案例中经常可以看到，“大法官某某为最高法院撰写的裁决，认为……，法院最终裁决……”等词语。司法裁判理由一般是分析法律现象，研究法律问题的首选的理想的材料。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经常寻找到值得作为研究样本的我国法官说理的判决文本。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司法裁判文书书写得过于简单，有些判决中甚至没有法律论证和推理的过程，只有证实的结论。

　　在西方，法官对于裁判必须作出裁判的理由，法官拒绝对判决理由作出说明，将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而我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却没有着意在判决书上提高法官个人才智的风气，没有要求法官在判决时必须说明判决理由。资料显示，裁判文书的质量问题不仅是影响法官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人们产生对法官审判合理性的怀疑的重要因素。如果需要进一步整理资料，那些没有给出判决理由的裁判文书，一般是不会收入研究者的资料库中去的。如此，在后人来看，它也就不会有什么历史的价值或影响。

　　三、提升裁判理由可接受性

　　法官就是会说话的法律，司法裁判文书作为一种严肃的法律文书，不仅体现着法院适用法律的结果，而且还承担着向公众宣示法治的任务。基于此，法院的裁判必须具有权威，从而获得行为上的可接受性。所谓可接受性也即正当性，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裁判结果的正当性；二是实现结果的正当性或者说是裁判结果推断过程的正当性。二者均是建立在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基础上的，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在直观层面来源于法律条文的适用，是实质仍参杂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是一种道德性的体现，这种裁量的过程又必须合乎法律，这样才能获得裁判的可接受性。

　　（一）裁判的合法性

　　首先，法官是以合法的规则和原则来支撑其判决主张的有效性。合法的主张要求判决能够明确法律所能规范的各种情况，不仅与过去类似案件的处理相一致，与现行法律制度相符合，而且也应该在有关问题上得到合理的论证，从而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把它作为合理的东西加以接受。[〔德〕哈贝马斯：依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1页。]而规则必须通过对判决的解释才能找到，因此，法官要以合法的规则和原则主张其判决的合法性，就意味着裁判文书的制作必须由应然的法律走向实然，这个过程需要法官努力降低判决的惊异值，提高人们对判决的事实上的接受度。

　　其次，民事裁判是对程序、案例和法律根据的选择。裁判文书实际展现的是一种体现官方意愿的案件处理意见，其中包含着还当事人一个公正。此处的公正必须是基于宪法和法律而产生。法官使用实体理由的来源一般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法律渊源中择取与本案有关的法律规定。第二，将它们组成一个判决理由。第三，将它们与案件事实组成一个判决书。[黄金兰、周赞：《判决书的意义》，《法律科学》2008年第2期。]

　　另外，裁判是经过整个法庭审理程序而产生的，只有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得到的判决，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二）裁判的合道德性

　　所谓裁判的合道德性，并非指法官脱离法律，完全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评价案件，而是指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运用法律的逻辑构成说明其对案件事实所作出的合乎法律的价值判断，并且排除直觉、个人利益的考虑等因素，避免直觉推理，防止武断、暗箱操作和混乱的逻辑，证明其价值判断结论具有正当性。

　　由于法律存在着缺陷和漏洞，在个案审理中有可能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完全找不到与案件事实相匹配的法律规范;另一种情况是，案件事实虽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相一致，但按逻辑构成推出的裁判规范将导致非正义的法律后果。

　　当出现第一种情况，法官在审理中完全找不到与案件事实相匹配的法律规范时，需根据法理念对裁判规范的目的价值作出分析判断，然后按部门法学说，将法理具体化，运用逻辑构成，实质性创制裁判规范。对此情形，法官应在裁判文书中运用法律词语技术对价值判断过程进行分析说理，对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根据，运用法理阐述清楚。价值判断和选择往往被认为是主观的，在此情况下，无人能完全从法律、教义学和司法判例中获知成文的判决指示，如果有所指示，那也只能是法律规定的例外或是标语式的。法官在何种程度上，须考虑其判决的何种结果，要根据自己的是非感，及如何看待相关人的利益来作出决定，这通常取决于经验、前见等。因此，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应将其判断和选择的法理根据阐述清楚，以证明其裁判与制定法相一致、相协调，使人们明了法官的目的选择，进而可资讨论或批判其选择是否合理，以提高价值判断的客观性，这对于减少裁判任意性具有积极意义。

　　当出现第二种情况，即案件事实虽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相一致，但按逻辑构成推出的裁判规范将导致非正义的法律后果时，法官应在裁判文书中运用法理的监督功能，分析价值判断的结果，鉴别出恶法，为实质性创制裁判规范提供理由和依据。

　　（三）理顺裁判说理的形式逻辑

　　裁判文书应通过法律论证强化说理，综合运用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和理性论辩等非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使判决结论从法律规范和事实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具有内在的逻辑有效性和可接受性。因此，裁判文书运用形式逻辑论证方法说理必不可少，它是裁判结论具有内在逻辑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于晓青：《法官的法理认同及裁判说理》，法学，2012年第8期，第85页。] 逻辑清晰、论证充分的判决书是法治国家裁判规则的一项基本要求，它能够很好地消解当事人可能存在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进而增加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

　　首先，直接诉求理性，使普遍听众接受法理说理。在一个由具体个人和庞杂社群组成的社会中，要让所有人都接受裁判所说之理是极其困难的，单就个案当事人而言，法官便很难作出让各方当事人都满意的裁判结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案件都很难让败诉方满意。因此，裁判说理要人人都能接受，必须不受制于任何特定听众的限制与偏见，合乎理性、通情达理，站在普通人立场上，体现可普遍化性原则，使在将来对同类事件能作出同样判断，具有可预见性，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

　　其次，采用消极修辞方法引导听众在个案中树立公平正义观。当事人和公众对司法个案的关注，是体价值观的体现。法官为使自己的裁判能为当事人和公众接受，必须寻求听众对论点价值的赞同。尽管多元化社会很难用一种价值观来统括，但当事人和公众希望司法讲理，要求同等情况被同等对待，要求司法体现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和道德正义感，这些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是约定俗成的，也是目前我国众所信奉的公平正义观。

　　最后，尽可能使用当事人和公众易接受的概念和语言。法官作为中立的旁观者，需要通过语言在当事人和公众之间建立沟通与交流。只有在语言和概念上相互靠近，以合适的言辞打动听众情感，法官才更易与当事人和公众沟通，达成更多的共识，为裁判可接受性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在个案中所确定的具体正义观，也将对普遍听众形成示范和指导，因而，法官在作出法律决定时应将社会公众可能出现的论辩反应考虑在内，并尽可能通过常识和普遍的一般的价值观进行阐释，将常识和情理融于法理说理之中，体现法律的人文理念，以便使说理论证更能获得接受。这就要求法官在论证说理部分尽可能采用消极修辞方法，做到词义明确、语句通顺、语言平稳，避免因语言不当引起质疑和歧义。这既是司法裁判回应民意的较好方式，也是培育当事人和公众公平正义观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