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伴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信息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口益凸显，已经渗透至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国际互联网与通大数据库的建立，只要轻轻地挪动鼠标，便可尽知天下事。这种趋势使我们所处的环境周围，被各种信息所包围。企业想通过收集、整理、加工信息，从而完成对顾客消费行为进行观察，更为精准的了解目前的消费现状，以及预测消费者未来可能的发展动向。这就是信息所带来的好处，而当今所有企业都会进行分析，进而调整公司总体战略以及部署。但是要做出这种接近未卜先知的行为，就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和个人信息的收集，这本质上是牺牲公民的个人利益所换来的。例如，考生会接到辅导机构打来的辅导电话，储户会接到理财顾问的“电话帮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信息在何时泄露，被谁泄露。对于这种程度，可能我们只是多接电话，但如果被不法分子当做“商品”，不仅用作商业竞争，甚至成为犯罪的工具或媒介，对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极大地破坏了国家对于信息管理的保护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成为法律学界最值得重视的议题之一。

　　主要创新观点：本文主要提出我国目前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自然属性和现状，不合理之处以及完善意见。试图从立法模式、前置性法律、行为方式以及刑罚四个方面阐述。

　　一、个人信息的内涵

　　（一）、刑法意义上的个人信息

　　信息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口益凸显，已经渗透至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个人信息逐步从人格权客体的范畴中脱离出来，具备商业属性成为市场交易中可供流通的标的。不法分子通过出售、提供、非法获取的行为方式开始大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侵害，使社会公众处于个人信息随时可能被侵犯的恐慌之中，严重威胁与损害人们的人身、财产等安全。将公民个人信息认定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明确界定个人信息的概念，无论是对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务都具有现实必要性，更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对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强有力地打击。

　　我国相关法律释明或规定我国所保护的个人信息定义与范围，因此在学术理论界还是不同的理解和争论。有人认为它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不仅包括公民个人家庭和财产方面的信息，还应该包括公民个人身份、工作方面的信息。这意味着个人信息因该是个系统，与公民个人具有特定的关联性，能够充分反映公民个人特征的、可对公民个人进行有效识别的、由一系列符号所组成。齐爱民教授认为“个人信息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口、身份证号码、户籍、遗传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健康、病历、财务状况、社会活动及其他可以识别该个人的信息。”此外，有的学者将个人信息定义为“可以通过姓名、从事行业、所属职务等内容将信息主体与其他个人区别开来。”而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从公民的学习生活入手，它涉及姓名、居所、出生口期、户籍号码等内容，通过上述内容能够单独或与其他方面的资料相比对即可分辨出特定个人的即为个人信息。2013年的这部《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是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首部国家标准，从技术层面出发，定义个人信息“可为信息系统所处理、与特定自然人相关、能够单独或者通过与其他信息相关联识别该特定自然人的计算机数据。划分为敏感信息和一般信息两类。”综上，笔者认为在刑法语境下的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专属和指向特定个人的、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被侵害的信息。

　　（二）、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我们必须明确。它可以有助我们认识犯罪，是进行刑法规制所首先解答的问题。而学术界关于个人信息的属性也争论不休，一般来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坚持“隐私权客体说”的法律一一《隐私权法》中。根据该隐私权客体理论，“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是等同视之，因此法律给与相同的保护。美国也由此确立了隐私权制度，社会影响巨大，是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引进这一制度。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中，英美法系的隐私权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虽然在英美法系隐私权理论中，隐私权是人格完整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一点与大陆法系基本一致，但是在大陆法系中，隐私权只是人格权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等同，这些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个人信息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界定法律属性时，并不直接适用。

　　第二种观点坚持人格权客体说：个人信息因其所承载的内容均具有一般性人格利益的特征，所以保护个人信息权就是保护人格权。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人格权是自然人重要权利，也是一种绝对权，而公民的个人信息中存在着公民不受他人侵犯的人格尊严和个人利益，因此应该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人格权客体说”是我国较多学者都相对赞同的一种学说，这是由于公民个人信息承载着个人的人格尊严，故而可以体现出明显的人格特性。但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格权客体说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因为很多时候，公民的个人信息还体现了财产性利益的特征，甚至有些情况下，这些财产性的权利还是更重要的权利。例如：商业平台为扩大知名度找人气明星进行代言，这时候，明星的个人信息所体现的除了其本身的人格尊严外，更多的是其个人信息所存在的财产性利益。因此，“人格权客体说”已经不再能够完全解释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而第三种观点为所有权客体说：“所有权客体说”认为个人信息是一种类似于无形物的物权客体，基于其物权属性，信息主体才能够享有完全排他吐的所有权。也正因为这种所有权，信息主体才享有所有权的四种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因此，公民可以对自己的个人信息随意处分，包括是否公开、是否用自己的信息换取财产性利益。这种观点完整地体现在美国学者波斯纳的隐私经济学理论中，波斯纳认为现在社会中，公民无一例外的拥有个人信息，信息主体对他们的个人信息拥有产权，并且应该从这种权利中获得利益。我国有些学者也赞同此种观点，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信息社会，信息收集者采取各种手段收集数量庞大的个人信息，不是为了通过这些信息去了解信息主体，而是这些信息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吸引着他们。将具有共同特性的个人信息收集整理成资料库，再把这些资料库有偿提供给需要掌握一定特性的某类人信息的需求者使用，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因此在没有违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信息主体享有对自身信息的完全的所有权，并且这种所有权不因他人对信息的获取或知悉程度而改变。但是这种观点混淆了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主要侧重了个人信息能够带来的财产利益，而对公民个人信息中所蕴含的人格尊严的价值则重视不够，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认定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不应完全局限在某一种法律学说，结合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特点，本文认为个人信息兼具人格权属性和财产权属性：首先，每个人都拥有其独立的人格，而这些人格利益一般体现在个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权利上。主体能得到他人或者社会的尊重，是人格的基本体现。不当地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不仅会使公民个人失去对本人信息享有的自由决定的权利，也会导致公民人格尊严受到侵犯。因而刑法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也保护了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其次，虽然个人信息为个人所有，但同时也属于一种社会资源，可以基于一定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信息权同样应该是一种信息财产权，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三)、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

　　现如今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不法非法分子来说，信息就代表着利益。也因此，频频出现公民信息被盗现象，出现了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手段呈现新势态、犯罪案件高发、泄露信息范围广泛、下游犯罪使得公民财产严重受损的四个特点。“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手段出现新势态”是 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信息资讯的发达程度的逐渐提升，而出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手段不断更换的一种现象。例如不法分子可以通过钓鱼网站、网站绑定、间谍程序来侧录个人资料信息等方式大肆获取个人信息。也可能利用职务之便与犯罪分子里应外合，对信息进行违法收集。“犯罪案件高发”是我国目前正出现的一种现实情况，解决迫在眉睫。根据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此类案件多达1000余件。而在《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实施并没有遏制住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口渐猖撅的态势。从2012年，2013年的几十件到今年的几千件，案件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这些令人咋舌的数字正表明目前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侵犯信息案件的高发期。“泄露信息广泛”是指在已泄漏的个人信息涵盖内容涉及社会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考察到的如姓名、住址、户籍、家庭成员、电话、婴幼儿信息、法人工商登记信息、银行卡信息、个人存款、车辆、房屋、征信等等，各种信息简直是应有尽有。个人信息泄漏范围之广不禁令人讶异。“下游犯罪使得公民财产严重受损”可以通过相关数据反映，有资料显示近一年来，我国网络用户因个人信息泄漏遭受各类诈骗人均受损133元，总体经济损失约91亿元。现代社会单纯的个人信息泄漏，只会扰乱公民的宁静生活，类似遭受电话、短信的骚扰，人们可能早就习以为常。但而故意出售、提供或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从而实施网络诈骗、电信诈骗、敲诈勒索等其他下游犯罪，就有可能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

　　也因此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形势口趋严峻。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进行交易和信息的浏览等行为，而有些网络平台、网页在安装、注册或使用过程中明确要求人们上传真实的个人信息，以致于部分应用程序的开发者、管理者或从业人员中存在的不法分子将其后台收到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QQ、微信等社交软件建立信息交易平台进行打包出售，廉价贩卖信息以获得不法收益。甚至形成从获取到销售最后利用的黑色信息产业链，犯罪团伙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其他下游违法犯罪活动，诸如绑架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诈骗罪等。大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频发，犯罪手段层出不穷，犯罪动机口渐复杂，函需刑法适时作出调整，完善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

　　二、我国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足

　　（一）、立法模式单一

　　从我国关于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模式上来看，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直接规定个人信息的保护法;第二种是是将个人信息犯罪直接入刑，但不制定单独的保护法;第三种是将前两者结合的双轨制的立法模式，除了前两种方式之外，在其他法律中也会对个人信息的犯罪进行规定。目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是对个人信息单独进行立法保护，并且在其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直接规定如何与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者民事立法相衔接。但我国的法律规定于此不同，而是采用统一的法典形式来制定各部门系统完备的成文法，在刑法立法上，除了统一的刑法典外，附属刑法中一般只会用规定某些法律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而关于具体的犯罪构成、法定刑等都没有作明确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87条在设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时，又在条文的后面增加了这样了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空白罪状的设置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经常出现的立法方式，前置性的法律规定是空白罪状的具体参照标准，刑法中设置空白罪状是为了援引其他法律规定。与此对应的是在所援引的法律规定中也会出现与前例类似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但是这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都非常简洁，并没有设置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标准，也没有规定相应的刑事处罚措施。因此可以推测，在我国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后，其与刑法中关于侵犯个人信息犯罪规定的联系也会非常紧密，两者需要互相印证才能完成对某一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打击。但是众所周知，刑法具有稳定性和严肃性，不可能经常加以修改，那么对于口益增多的犯罪手段带来的新型犯罪方式，则不能完全进行规制。刑法的滞后性明显暴露了我国采取单轨制立法模式的弊端：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处罚措施、法定刑等完全规定在刑法典中，很容易导致新修订的行政立法规定与尚未修改的刑法条文的严重脱节。比如本罪规定了其入罪标准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如前文所述，此处既包括“国家规定”还包括其他相关规定。这些相关规定数量庞大，修改的频率也比刑法高很多，在这些法律法规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频繁修改时，刑法仍然只能规制有限的内容，那么这些法律法规与刑法典之间将很难实现互相印证，更不能有效规制所有对个人信息的侵害行为。

　　（二）、缺乏前置性法律规定

　　直到近几年才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入刑的，所以配套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跟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刑法典关于本罪的设定构罪标准。一般根据国外的立法经验前置性法律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但我国直至目前也没有颁布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除此之外，我国对此类犯罪行为的规制，除了刑法中将“情节严重”的行为治罪处罚，其他不足以定罪的侵权行为的规制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但是这些规定均显现出处罚措施不够明确以及处罚力度不够刚强的特点。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可以得知，我国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或者规范性文件共有24部。这些法律或者规范性文件从各种特定领域或者对特定的人进行保护，显示出明显的行政法律法规的性质。从我国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演进来看，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入刑以前，对此行为一直都将其作为行政违法的行为进行规制，因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构成的犯罪就应该符合行政犯的特征。尽管如此，我国目前仍未颁布施行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行政法规。众所周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2005年就已呈报国院，但却迟迟未与通过。因此我国一直缺少明确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形成有效的衔接。而在其他行政法律法规中也未明确规定有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行政制裁措施。这就使得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虽然伴随其行政犯的特点产生，但却因为不符合法定犯的时代背景，成为尴尬的非典型行政犯。

　　（三）、行为方式欠缺

　　行为是犯罪的基础，虽然《刑(九)》中对其中相关的非法获取的行为方式进行规定，但是过于简单。而且用概括式的法律语句表述很容易在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认定上发生争议，进一步可能发生是否发生犯产生争议。通过大量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不法分子对公民个人信息会进行侵犯，侵犯后衍生的下游犯罪才构成致命的打击，甚至形成了从“获取-销售-转卖-滥用”的黑色信息产业链。在实践中，除却刑法规制的上述行为，还存在诸多其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如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罗彩霞案曾一时成为新闻热议的话题。2004年王佳俊非法盗用罗彩霞的高考分数以及身份信息步入大学校园，历经五年后，真正的罗彩霞在去银行办理业务时出现纸漏，其向公安机关报案此事才得以揭发。经查，王佳俊的父亲担任当地公安局政委，一手策划了此起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法院审判将此案件性质归于侵犯公民姓名权类的民事案件，撤销了王佳俊以罗彩霞名义取得的学籍、党籍、注销了其相关户籍，工作也因其不诚信的行为被开除;身为国家干部的父亲王峥嵘也因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被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此案就是通过非法使用、冒用他人个人信息，对信息主体进行犯罪的情形，因法律并未明确将此行为归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所以只能以一般案件进行定罪量刑，而对于真正的冒名顶替者却不构成犯罪，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施以刑罚处罚。行为方式在刑法规制中的不完善，会引起犯罪分子无所畏惧的研究法律空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现实生活中，还有诸如恶意破坏、散播所持有的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的发生，法律对此若不进行明令禁止，将会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现象更加猖狂。因此，笔者认为，单纯从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要上游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已无法阻挡

　　（四）、刑规定不明确

　　虽然《刑(九)》将本罪法定最高刑设置为七年有期徒刑，但是司法实践中实刑在一年左右。所以笔者认为，设置起点较低，与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并未保持一致，无法起到预防和惩治犯罪的目的，较低的犯罪成本、过轻的刑责承担与巨额的经济效益，趋使行为人不断重复实施该类犯罪。而且不同行为处以相同的法定刑，有违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应依据其他不同情节分别设定不同限度的法定刑。

　　《刑(九)》对本罪设定了附加刑——单处或并处罚金。但罚金的具体处罚数额需要司法人员依据其价值判断并结合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这样一来，赋予法官最大的自由裁量权会滋生司法腐败，致使司法态意的状况发生，形成同案不同判的司法不公现象。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及权威性，司法工作者应对犯罪行为作出准确科学的全面评价，依据其社会危害性、被害人受损程度、罪犯所持的心态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等情况，运用自身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价值观念综合考量判处罚金的具体数额。此外，立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应尽快通过专项立法或发布相关司法解释等途径对罚金刑的设置作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解决罚金适用的障碍问题，保障法官队伍的纯洁性与清廉性。

　　三、我国刑法保护完善建议

　　（一）、完善立法模式

　　与美德不同，目前我国《刑法典》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唯一一部法律，应对现实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障碍时，我国采取的是颁布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进行指导的模式。目前，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仍存在较多不足之处，有很多内容需要立法对其进行完善，缺少对个人信息相关内容进行明确界定的前置性法律法规，个人信息犯罪案件在司法实践的处理中仍较为尴尬。综上，我国要不断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构建多元化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在《刑法典》的统一立法模式下，通过颁布修正案或司法解释亦可制定单行刑法来完善人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实现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系统性，从而有助于法律的操作与执行。

　　此外，美国政府引导下的行业自律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把行业规范与法律法规相结合。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对所涉个人信息的行业进行行政指导，以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如我国前几年开始实行实名制购买电话号码虽然减少了号码滥用情形，但也使得个人信息泄漏情情况泛滥。而加强行业自律，或许可从源头上遏制个人信息的外泄，为公民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信息生活环境。

　　（二）、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当今社会，世界上许多国界和地区施行了专门性保护法，而其中我国的台湾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制定并出台了各自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因此我国内地可以出台类似的专门性法律作为前置法律。虽然目前现行法做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远不及一部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此，学术界一直呼吁制定该法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我们可以借鉴学习域外国家的成熟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的步伐。刑法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保障性、终局性的，对于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个人信息侵害行为的制裁，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明显存在力度不足的缺点。当务之急，就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侵害行为进行规制，才能达到我国现阶段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水平。

　　（三）、规范犯罪行为

　　在目前我国现行刑法仅规制出售、提供、窃取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的犯罪行为，但已不适用适用目前猖撅现状。为此，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对“行为”进行概括性延伸，以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目前，通过对于司法实践的调查，现实中除上述行为方式外，主要还存在以下几种行为，笔者认为可以纳入本罪的犯罪行为中，包括：购买行为、收受行为、交换行为以及持有行为。

　　（四）、明确刑罚设置

　　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效仿设置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所应承担的罚金刑，明确具体的罚金数额。目前，我国对罚金制度规定虽有标准但不明确，依据只有一条情节严重。这样笼统的规定，不能分辨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是否会遭受损害。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极大且只凭自己的主观意识，很容易发生错误，忽略犯罪事实及其他可能影响量刑标准的犯罪情节，违反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长此以往必然损害法律的权威形象，也不利于有效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个人或单位。同时也会滋生贪污腐败。因此，在刑法设定中我国必须明确罚金刑的具体额度，可以效仿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判处罚金采用相对固定的模式，并适当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以结合其他犯罪情况，使罚金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更加科学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