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生活中，很多案件会出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竞合的情况，很多行为在触犯刑事法律规定，被追究刑事责任后，还要面临着行政处罚。但还有一些案件，因为刑事诉讼证据要求较高，在刑事判决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某些行为在刑事判决中并未予以认定，但是行政机关在对案件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后，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往往就容易引起行政纠纷。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差异性的研究，以期让大家对二者之前有更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竞合

　　引言

　　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法制不断规范，人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碰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竞合的情况，很多行为在触犯刑事法律规定，被追究刑事责任后，还要面临着行政处罚。但往往因为二者证明标准不同的问题，刑事判决书中对于某些行为未作出认定，而行政机关依照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在审核案件材料以后，认定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而作出行政处罚，当事人往往会因为觉得刑事证明标准更高，而对行政处罚不服，从而提起行政诉讼。因为证明标准不同的问题，引发的诉讼纠纷，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比较，希望能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行政处罚证明标准有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期望能够对一部分人以解惑。

　　一、“以案说法”，从案例的角度来看二者的差异性以及因此带来的诉讼纠纷。

　　2019年10月30日19时15分许，费某驾驶小型面包车，沿蔡集往古河街道方向行驶，行至331省道65公里500米（现为312国道441公里700米）时，与前方同向於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相撞，致於某死亡，两车损坏。事故发生后费某未及时报警，未抢救伤者，离开现场。该案经交警队认定，认为费某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费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於某无责任。因该事故造成人员死亡，费某构成交通肇事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刑事判决书中对费某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并未陈述，交警支队依据案件证据材料，认为费某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警，未抢救伤者，逃离事故现场，在路过事故现场在看到警车的情况下加速驶离事故现场，用他人姓名前往外地就医，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依法对费某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费某认为在刑事判决书中并未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而不应对其处以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因而提起行政诉讼。

　　从本案可以看出，就因为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同，在刑事判决书中对于费某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予以认定，而行政机关依据案件调查的材料认定费某已经符合法律规定的交通肇事逃逸的范畴，在这里就是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竞合，但因为证明标准不一致，对同一行为有不同的认定，从而产生了纠纷。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差异性的比较。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管穿种鸽刑事证明过程始终的一条主线。证明标准是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所达到的标准和程度。刑事责任是对人身自由和财产的限制和剥夺，是惩罚最为严厉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而刑事诉讼是对违法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因此，刑事诉讼中应当坚持最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的持续性过程，要经过立案侦查、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法院审判等一系列环节，且各个环节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诉讼判例评析与执法提示2》]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称为“排他性”，“排他性”的证明标准实际上脱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按照我国的理论依据改造而来。“排他性”的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明确、具体。第一，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第二，全案证据经过排列、组合、分析后，必须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达到每一个证据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第三，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情节均有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证据加以证明；第四，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结论。因此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实、充分的最终指向是排除合理怀疑，且证据之间及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没有矛盾，或者虽有矛盾但能够得到合理排除，从而使审判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形成只有一种可能性的、排他的内心确信。

　　对于行政处罚证明标准，我国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且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对行政机关来说，行政处罚要在程序上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充分，并且能够确保在行政诉讼时所有的证据能够经得住法院审查。因此，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应参照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定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做到程序合法、违法证据充分，也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的证明标准。按照上述证明标准，首先，行政机关用来认定行为违法的证据必须是真实的，且具有证明效力，能够证明行为人的违法事实；其次，行政机关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是明确的、清楚的；再次，证据之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能互相印证；最后，依据证据链条所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虽然从相同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不止行政机关认定的一个，但从现有证据必须能够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是正确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诉讼判例评析与执法提示2》

　　]。

　　上述案例中，刑事判决书中虽未认定费某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但亦未陈述其未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从案件卷宗可以看出，费某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警，未抢救伤者，逃离事故现场，在路过事故现场在看到警车的情况下加速驶离事故现场，用他人姓名前往外地就医。费某一直陈述是因为受伤才未能第一时间报警，而用他人姓名前往外地就医是因为其当时处在昏迷状态而当地医院无法救治导致。可以看出其所有陈述都是为了证明其逃逸行为不存在主观因素，而是客观原因导致。但从案件卷宗可以看出，费某事故发生时意识清醒，但未及时报警，而是离开事故现场，并且让朋友将其接走，在路过事故现场时看到警车在现场也未停车还加速驶离，费某的出院记录也可以看出在费某到达医院就医时意识是清晰的，并陈述伤情是自己骑车撞到其他地方导致。从所有的证据材料不难看出费某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事实，主观上也存在一定的逃逸的故意。在《刑事诉讼法》中，“逃逸”的认定要从嫌疑人主观上认定其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不论是刑法学界的主观归罪论还是客观归罪说，其核心还是要考量嫌疑人的主观动机。但《行政处罚法》上的“逃逸”，更多是对肇事人客观行为上的判定，即预设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后有第一时间停车、报警、救助伤者的义务，二不能直接驶离现场，不过多考量驾驶人是否有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动机。那么行政机关依法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而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三、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理应处理好刑事司法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问题，尽量减少甚至避免行政诉讼的出现。

　　刑事诉讼与行政处罚竞合时，往往都因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不同，而导致对同一事实出现不同性质的认定，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远高于行政处罚证明标准。但刑事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行政处罚甚至是行政诉讼是不同的概念，属于不同的领域，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并不是在刑事诉讼中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认定，在行政处罚领域就不具有认定的价值和意义，相反行政机关更应该查清事实，往往行政处罚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对违法行为人给予一定的警醒，就拿费某来说，其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很恶劣的，是逃避责任的一种行为表现。这时做好刑事司法与行政处罚的衔接，不仅是对被害人的一种慰藉，更是给予违法行为人最大程度上的警醒，防微杜渐。所以，做好刑事司法与行政处罚的衔接至关重要，对未来司法有着不可估量的法律意义。而如何做好二者的衔接更是当代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工作之中的重中之重。

　　结论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具有较大差异，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远高于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在二者竞合却又认定不一致时，行政机关一定要扎实行政处罚的证据，一定要做到证据准确、充分，要从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三个方面对案涉的相关事实材料进行收集，在证据之间形成完整链条且互相印证的情况下才能做出行政处罚。当然也就不需要因为刑事诉讼中因其证明标准较高而未作出认定的事实一篇盖全的否认其行为的违法性，而不敢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反之，因为行政管理的需要，在收集的相关证据具有明显优势时，完全可以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刑事责任与行政处罚本就都是因为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二者的衔接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只有处理好才能减少甚至是避免行政诉讼的发生，不浪费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

　　参考文献

　　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诉讼判例评析与执法提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