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立宪者受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已制定的宪法并不能保证一直适应国家形势的变化,所以宪法变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宪法变迁主要方式是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但其二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宪法变迁的影响有所不同，其主要方式就宪法的变化方式比较、约束比较、影响比较三个方面进行简要探讨，以期对宪法变迁的方式选择和机制建设有所裨益，回应国家对社会现实变迁,解决宪法与社会现实间的冲突，实现修宪的目的和价值。

关键词：宪法；宪法变迁；宪法修改；宪法解释

引言

联邦德国的法学家耶林内克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宪法的修改与宪法的变迁》一书，首次提出宪法变迁的概念，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著作也使耶林内克成为了宪法变迁问题研究的发韧者。美国法理学家罗斯科·庞德提出：“法律必须保持稳定，但又不能一成不变。因此所有的法律思想都试图协调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要求。”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稳定对于一个国家意义重大。但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宪法变迁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一、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之界定

针对宪法变迁的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两种方式，目前学界已有很多探讨。宪法修改是指具有修宪权的主体依照修宪程序直接变动宪法条款或者序言；宪法解释是通过确定宪法的含义，统一对宪法的理解和促进宪法的实施。从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的变化方式上看，宪法修改直接明显，宪法解释则含蓄周延；从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的变化约束上看，宪法修改很大程度上彰显政治原则，然则宪法解释则多遵循法典意义；从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的变化影响上看，宪法修改基本是直接改动，宪法解释则是引申意涵，宪法修改一步成型，宪法解释循序渐进。                      

宪法变迁既包括宪法条款的改变，又包括在现有宪法条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涵盖的内容发生的繁简变化、抽象和具象变化。正如秦前红教授所指出的宪法变迁第三个层次所揭示的内容，即“宪法条文本身未变，但其规范内容发生变更，在规范形态中出现适应社会生活实际要求的新的含义与内容”；学界不乏对此种方式的支持，也有观点提出“解释型模式”是宪法变迁的趋势的主流，主张宪法解释应当是以后宪法变迁的主要或基本方式。著名的学者韩大元曾对宪法解释的内容作如下释义：“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宪法条款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因此，宪法解释的形式主要体现在立法机关的规范性解释文件之中，它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丰富或简化宪法内容，也可以藉此改变宪法条文。由此可见，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都是宪法变迁的重要方式，且两种方式各具特点。

二、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的变化方式比较

从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的变化方式上看，宪法修改对宪法的变化方式是直接并且明显，从宪法修改的技术层面看就像是“外科手术”，它使宪法的“肢体”发生外观的明显变化；相比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则更像是“微创手术”，通过进入体内对“脏器”进行修整。由此可见，宪法修改包括宪法的全面修改和宪法的局部修改，涉及宪法条文和结构；宪法解释则包括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集中在诠释、界定范畴。因此二者的变化方式区别如下：

（一）直接与间接

宪法修改体现对宪法的变化方式是最直接且明显的。从国内外修宪的历史经验来看，宪法修改有三种情况：第一，不改变原宪法内容，而是在原宪法基础上，增加相关规定。主要针对原宪法规定中不严密、不充分的地方，企图通过增加内容来达到弥补宪法的目的。第二，删去原宪法中相关规定。主要是针对原宪法的某些规定因为复杂的原因已经不符合国家的发展，企图通过删减内容来达到宪法的适应性。第三，直接改动。主要针对部分内容不适应国家的需要，而采取将原宪法中某些规定采取直接改动的形式，用新内容取代旧内容。整个过程都是目标明确，操作合法，并且透明公开的。

而宪法解释对宪法的变化方式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含蓄且间接。这种宪法解释是一个国家法定解释体制的组成部分，它用柔性的一面体现着国家宪法的刚性内容。我国宪法是成文宪法，很多条款都是采用高度抽象、凝练的语言来表述的。在表述的技术层面，又因为我国语言文字的表意一词多义情况比较普遍，这样导致宪法的解释表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模糊性，语言释义空间弹性较大。所以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确定宪法含义、规范宪法表述、统一宪法理解、促进法律实施。但语言文字的多义性特质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也给解释者提供了弹性空间，因而在宪法的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立法机构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诠释，这就足够引起宪法内容的变化。

显而易见，宪法修改是“可见的剪刀手”，通过对宪法内容“增加”、“删减”、“改动”等方式推动宪法变迁，效果明显，清晰可见。而宪法解释则比较柔韧，使具备解释权的机构通过宪法解释，间接从宪法中引申出可释意旨，抑或重新导入新的意旨，使其纳入解释之中，或从内部改动宪法文字的意旨。解释是一种意旨挖掘，而且解释内容给人的感觉是其一直存在于宪法规定中，宪法外观并无变化，却更新了内旨。二者相较，宪法修改是外部可见，宪法解释是条理规范清晰可知，一显一隐，区别明显。

（二）全面与局部

宪法修改包括宪法的局部修改与全面修改。宪法的全面修改是在国家政权性质及制宪权根源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以原有宪法为基础，由宪法修改机关依法对宪法内容进行全面更新的修改方式。所谓全面修改，指具备修宪权力的修宪机构依照程序对宪法进行从内容到结构的全面改动，结构的重设不需要受原有宪法结构的约束，最终采用新制定的宪法法典代替原宪法文本。但是在整个过程之中，必须遵循原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全面修改既涉及宪法基本原则和内容的调整，同时也涉及宪法结构的变更”。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宪法全面修改的主要形式，但这种全面修改并不意味着重新制定。

宪法的局部修改是对宪法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同宪法的全面修改一样，具备修宪权力的修宪机构必须严格依照宪法修改程序，对宪法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和改动。宪法的全面修改与局部修改相同之处为都必须严格依据原有宪法明确规定的修改程序来进行；但是二者的不同点还是显而易见的，即局部修改不需要重新通过或批准整部宪法，而是以决议或修正案等形式修改宪法中的部分内容。所以宪法的局部修改又主要表现为修改决议(或称之为修宪法令)和修正案两种具体的形式。我国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对宪法修改采取了全面修改的形式，1979年和1980年采取的是修改决议的形式，1988年、1993年和1999年采取的是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除了形式上的差别外，二者还存在认识论、修改评价等方面的重大区别。一般而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时代要素产生重大变革时，宪法的全面修改就具备了适用性，并藉此坚固基本价值、规划社会未来、满足时代要求。而在宪法实践中，当具体规范和社会现实出现适应性矛盾，并且与现实变化有明显冲突时，局部修改才开始适用。

（三）扩大与缩小

宪法解释包括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扩大解释主要由于社会现实发生新的变化，原有宪法内容不能满足当下需求，通过宪法解释扩大含义，应用相对广泛。社会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导致宪法的制定不是一步到位，原先设置的宪法解释往往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陷入困境，难以适应新变化和新发展。所以立足原解释，进一步扩大宪法解释范围，比较容易为受众接受。

缩小解释同样不可忽视，主要适用于宪法规定过于含混以致无法操作或运用宽泛以致侵害其他价值时的情况，通常来说缩小解释在具体宪法变迁实践中运用不多。宪法文字和条款的解释多采取广义，这符合于对个体尊严的尊重，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

三 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的变化约束比较

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的变化约束比较，它能够使我们了解宪法修改和宪法变化的程序、条件和基本遵循的价值观。二者较之，宪法修改很多时候要遵循政治原则，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政治导向的工具。而宪法解释则多遵循法典意义，立足于成型的法律条文基础上，做进一步规范性调整。宪法修改受修宪权的限制，宪法解释则受释宪权制约，两者的变化其实都要受原宪法相关条文的制约。在修宪和宪法解释的实践中，宪法修改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明确要求，而宪法解释受宪法精神制约。

（一）政治引导和法典引导

宪法修改遵循政治原则。在我国宪法制定、宪法修改时或出于政治需求。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和变化都要随时写进宪法。宪法修改的实践是突出宪法文本的政治性价值，政治主宰宪法变迁，政治因素成为引发中国宪法变迁的主要驱动力量。政治引导还明确地体现在每次修宪的指导思想中，这是宪法修改总原则，也是总政治原则。这些原则与同期的党代会报告精神保持高度一致，政治性的原则实实在在地贯彻在我国每一次修宪中。

宪法解释则多遵循法典意义。一方面宪法解释目的在于使宪法规范的含义更为明确，有效辨别各种法理误解，防止歧义产生；另一方面宪法解释能够弥补宪法规范中存在的漏洞，以宪法解释的形式增强宪法的严密性，提高宪法的适用度。此外宪法解释能够协调宪法稳定性与社会现实变化所产生的矛盾，这既能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又不失之稳定。

（二）修改权与释宪权

宪法修改受修改权限制。纵观全世界宪法修改的程序，主要分为提案、公告、议决、公布四个步骤。1954年以来，我国对宪法进行了九次修改，其中全面修改三次、局部修改六次，宪法修改的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宪法修改的相关程序制定。宪法的修改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二者的运作状态，它主要通过人大代表行使权利表决，如1982年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人大代表提议，并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规定了宪法修正案议案的提出和表决，使修改的权限程序清晰明确。

宪法解释受释宪权制约。《宪法》第62条第2款明确指出，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第67条第1款又明文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力，明确了具有宪法释宪权的权力机构。

（三）人数限制和精神限制

相比较而言，宪法修改受约束较小，主要体现在修宪提议的法定人数上；而宪法解释受约束较大，主要体现宪法精神的制约上。宪法修改受程序上的约束，但是法定多数人的意见并不受约束；宪法修改时，同意宪法修正案的人数只要达到法定标准，就可以通过，并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具备司法审查权的相关机构只能对修正案进行宪法解释，不能审查。宪法修改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人数，相较而言，宪法解释所受到的约束较多，自由空间较小。如学者刘连泰的《论修宪行为的评价》和周伟的《论宪法内容修改之限制》，都主张自由法律解释，提出宪法像其他法律一样，也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修改。但学界普遍认为，法律解释自由程度不宜过大；在法律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矛盾中，客观性更受到重视和强调，宪法解释要受到解释对象也就是宪法文本的制约。宪法文字的含义虽然有弹性，但是弹性不是无限的，宪法解释受宪法精神制约，所以变动只存在于所谓的部分内容。

四、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的变化影响比较

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的变化影响，体现在稳定性、适用性和权威性三个方面。在稳定性方面，宪法修改对宪法条文的直接改动，受到了诸多非议；宪法解释则是最小化地修改宪法意涵，使之顺应社会现实的变化。在适应性方面，宪法修改追求一步成型，直接对应社会现实；宪法解释则采用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宪法修改绕不开政治原则，而宪法解释则偏重法律判断。在权威性方面，宪法修改承认原宪法的不足，并立足实际提出修改的正当性；而宪法解释的出发点则在于坚持现行宪法的不足，进而提出宪法解释引申诠释的正当性。

（一）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二者的稳定性差异

宪法修改是对于宪法条文的直接改动，这种方式是直接并且明显的。宪法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宪法的稳定，具体表现是宪法的文字发生变化、内容出现转变、原表述和原意志迅速被取代，这种变化消解了宪法的稳定性。当然如果新宪法能够有效发挥作用，那么稳定性同样会附着在新宪法上。然而宪法忌讳频繁修改，因为这也意味着稳定性的打破，不利于一个国家法治的发展。

宪法解释同样会推动宪法变迁，但是宪法解释在形式上保证了宪法的稳定性。宪法解释尽量最小化地修改宪法法文意涵，主要是采用扩充解释意涵，最大化地避免冲击宪法的稳定性，保证宪法的权威，缓冲政治与法律的冲突以及政治目的和法典原则的矛盾。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宪法解释制约政治、保障权利的势头明显，宪法解释在维护宪法稳定性的前提下使宪法逐步发生变迁。例如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迄今为止仅仅通过26个修正案，更多的变化是通过最高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实现的，这使得美国宪法看起来非常稳定。由此可见，法律解释的目的在推动宪法变迁适应社会现实的同时，还把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宪法变迁过程中维护宪法稳定的重要力量。

（二）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之适应性方面差异

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主要目的都在于适应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发展，但是通过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这两种不同方式产生的宪法变迁，在推动宪法适应性取得的方面，产生了不同效果。宪法修改相对约束少，修改比较自由。宪法修改的权力机构和参与宪法修改的个体可以在修改时按照自身理念修改宪法，可以通过增加、删减、直接改动等方式，消解宪法和社会变化的矛盾，同时对于社会的发展做出预判，使宪法保持某种前瞻特质，延长宪法在未来时期的适应性。

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则有很大不同。由于约束多，宪法解释的权力机构和个体不可以超越这些约束去随意改变宪法，更不能超越解释权牵涉到其他条款的改动。宪法解释的产生是被动的，除非是应邀受请，否则宪法解释机关和个体不可以采取主动方式解释宪法。另外，和宪法修改的一步成型不同，宪法解释很难一步到位。宪法和现实变化的差距要通过多次宪法解释来完成，宪法适应性也是渐进成型，从长计议。宪法解释要求对法律的精通，对宪法解释的程序知晓、遵循，对法律推理慎用、权衡。参与宪法解释的个体要对社会现实的变化有明确的认知和把握，并通过丰富的法律知识，对原宪法解释进行深度“过滤”，推动宪法的适应性要求。

（三）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对于宪法权威性的影响

1、制度权威。宪法修改假定原宪法存在不足，提出修改的正当性，这在一定程度隐含着反权威的态度。首先，宪法修改存在明显的宪法工具论意识。宪法修改在假定宪法存在不足的同时，同样认可宪法为保障社会体制正常运转、不断发展的工具。其次，宪法修改依托于有明确的宪法修改制度和清晰的宪法程序。最后，宪法修改印证了任何修改者都不是最终的修改者，任何修改者都会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所以必然存在新的修改者来修改旧的宪法，形成宪法的与时俱进。宪法修改的过程是重新审视传统的过程，也是努力从传统中引申的过程。但是如果修改宪法的频度过大，对树立宪法的传统形象和权威形象是不利的，因此修改宪法时，唯一坚持的就是宪法对修改宪法的制度权威。

2、策略权威。宪法解释假定现存宪法没有不足，只是在当前的条件下，宪法的深刻意指还没有完全被挖掘出来。宪法解释非常注重社会现实变化，并且将宪法变迁的策略隐藏在宪法的条款之下。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即便遭受非议，但是他们的目的仍落脚于树立宪法的权威性。当然权威的树立必然要完善自身不足，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都需要善用慎用，立足程序合法、程序规范、程序科学的标准，用宪法变迁的程序权威保证宪法的权威。

综上所述，宪法变迁是宪法综合各方面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的过程，其重大意义在于它的与时俱进，最终有利于实现全社会以及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保障。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共同推动了宪法变迁遵循简单——复杂及低级——高级的路径前行。宪法修改体现的是宪法变迁的民主性，宪法解释则体现了宪法变迁的实施性，就此而言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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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岭.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2）：74-77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titution in term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modification

Zeng Yongkai

      On account of the law-maker affected by tempor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some established laws can’t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country, so changes of constitu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y development.The major patter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r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modification, which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 and micro. Comparison among models, restri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onstitution will be briefl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hich is conductive to model selection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reality and constitution, finally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modification of constitution.

Key words: constitution; transformation of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constitutional modification

作者 :曾永凯律师